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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二本紀園司馬遷雕像（記者吳朝暉 攝）
　　一
　　到韓城不易，如果不是我的堅持，這次又會擦肩而過。
　　韓城很偏僻，交通也不發達。我查了去韓城的方式，高速公路、火車、飛機，從我的出發地大同，都無法直接到達，並且耗時漫長。
　　最快的方式是先回北京，然後西安，然後高速公路到韓城。
　　在當下中國，一個人或者地方占有的任何資源，都與行政級別直接掛鉤，包括交通。韓城只是一個縣級市，不和任何交通樞紐靠近，所以從西安過去最方便。
　　但有些東西是與行政級別沒有關係的，比如我就要離開的大同，和即將到達的韓城。
　　在國家林業主管部門那裡，他們是退耕還林工作突出，所以成了我們這次《綠色中國行動》的採訪地。但在我看來，他們在中國的歷史版圖和文化版圖上，卻有著特殊的重量。
　　韓城是司馬遷故里。
　　這個小小的地方，因為一個司馬遷，足以讓整個中華文化的版圖，向這裡傾斜。
　　從咸陽機場一齣來，便直奔韓城。
　　已是周五下午時分，我希望下班前能夠到達，當地一個朋友正在等候。大周末的，打擾人家與家人相聚，心裡頗為不安。
　　從西安繞城高速上京昆高速，向東北方向疾馳。
　　到陝西幾次，除一次到銅川外，基本上都在西安附近轉悠。有人說，一千年中國看北京，五千年文明看西安。到陝西博物館看一看，就知此言不謬。
　　但每次到陝西，我都覺得這裡的歷史分量實在太沉重了！一座座帝王高大的陵墓，把大地壓得似乎要深陷下去；始皇帝的兵馬俑龐大兵團，似乎隨時一聲吶喊，便從地底衝出，繼續他們殘酷的征戰；還有則天武后的那座巨大無字碑，似乎穿越千年時空，依舊在表達著一種強烈的蔑視——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奇異女子，對所有膽敢妄議是非者的不屑。
　　哦，八百裡秦川，四塞之地，自古多少英雄豪傑在這裡演出過驚天動地泣鬼神的戲劇。然而，“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後事”，那些自以為可以改天換地、支配他人命運的人，今天身影何在？
　　只有那個偉大的老子，留下一部深奧莫測的五千字《道德經》，騎著青牛，從中原西出函谷關，不知所蹤。
　　青牛畢竟不是快馬，更不是今天一日千里的火車汽車，老子又能走到哪裡去呢？我覺得，他應該消失在關中這片廣袤深厚的川原之中，也許，就藏在大地褶皺的某一個溝坎里，過著一種悠然自在的躬耕隴畝生活。

　　十二本紀園《五帝本紀》雕像（記者吳朝暉 攝）
　　韓城，也屬關中平原，不過已處在東北邊緣，在陝北黃土高原與關中平原的銜接地帶，地質學家也稱這裡為渭北高原。
　　從八百裡秦川，逐漸進入黃土高原地帶，地貌就逐漸顯現出奇險狀態。
　　這是黃土高原特有的一種地貌，被稱為“黃土塬”。“塬”是西北地區老百姓對頂面平坦寬闊、周邊為溝谷切割的黃土堆積高地的俗稱，現在已是正式的地貌學名詞。
　　這種地貌有一種非常特殊的驚心動魄——你覺得你正在平原上行走，突然，腳下的土地就不見了，變成一個深不可測的斷崖深谷，你不得不突然收住腳，倒吸一口涼氣。
　　大地深厚而結實，值得我們信賴。但黃土高原，卻讓你時時“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”，他似乎不停地變換身姿，大幅度沉降、移動，或突然裂開，或突然沉陷，或在你不註意的時候，突然抽離而去，讓你一腳踏空，墮入空谷，——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驚險，一種不可預料的驚心動魄，一種平常之中乍現的奇崛之美。
　　當車行到達一個巨大跨度的高橋時，我覺得我們的車似乎走在雲端之上。
　　這是一個連接兩個高塬的橋，跨度有數公里之長，下有數十米之深，高崖闊壁，深溝巨壑。因為太高，橋墩像一根根細竹竿，而橋墩上的橋，像一根柔軟的飄帶。
　　橋下谷底中間有一根閃亮的細線，延伸至橋右方，一個與這條溝壑幾乎垂直的更為闊大的溝壑，中間也有一根發光的細線，兩者相交在一起。
　　司機師傅告訴我，橋下閃亮的是芝水，右邊發光的是黃河。而左邊之水旁的高崖上，就是司馬遷祠。
　　果真氣象非凡之地！

　　 司馬遷祠山門（記者吳朝暉 攝）
　　司馬遷祠，當地人俗稱為司馬廟，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里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，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（公元310年），距今已有近1700年。據歷史記載，時任夏陽（即今韓城）太守的殷濟，“瞻仰遺文，慕其功德，遂建石室，立碑，樹柏。”
　　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，依崖就勢，層遞而上。登其巔，可東望滔滔黃河，西眺巍巍梁山，南瞰古魏長城，北觀芝水長流。
　　在司馬遷祠院的最後面，蒼松掩映著司馬遷的墓塋。這座形狀極似蒙古包的八卦墓，傳說是元世祖忽必烈敕命改建的。忽必烈認為正是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為少數民族立傳，蒙古族才有了自己民族淵源的文字記錄，於是他按照蒙古人的習慣，為史聖改修了這座蒙古包形樣的磚砌圓墓。
　　蒙古人能夠橫掃歐亞大陸，並治理中國數十年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例如對待司馬遷的態度，就是諸多漢族帝王所沒有的氣度和胸懷。他們小肚雞腸地誣稱司馬遷的《史記》是“謗書”，一直試圖淡化、壓制、凐滅這本書的流傳和影響。
　　奇特的是，就在圓形墓的墓頂，長出幾顆巨大的古柏樹，是為司馬靈魂之勃鬱乎？抑或司馬之如椽健筆，依然蒼勁有力，在歷史的天空隨風搖曳，繼續進行無聲的書寫乎？
　　太史祠雖然建築規模不大，但它依據山嶺的天然地形，建築高峻挺拔、氣勢雄偉，和周圍環境非常協調。其開勢之雄，景物之勝，形式氣派，恰如司馬遷的人格、文章、事業，超拔於群。
　　司馬祠中照例有歷代諸多文人雅士題寫的碑石，其中郭沫若撰寫的一首五言詩頗為人推重，其詩曰：
　　龍門有靈秀，鐘毓人中龍。學殖空前富，文章曠代雄。
　　憐才膺斧鉞，吐氣作霓虹。功業追尼父，千秋太史公。
　　郭沫若的為人為文，人多詬病。但他的才氣，大家卻一致公認。同為才子式人物，郭沫若對司馬遷似乎應有惺惺相惜、心靈共鳴的一面。但兩人卻走了兩條頗為不同的路，這應該是中國文化人相隔兩千年的不同標本，他們之間的契合與分離，在歷史的大背景下進行比較，也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。
　　
　　從芝水河石橋上仰望司馬遷祠（記者吳朝暉 攝）
　　二
　　司馬遷一生最主要的成就，就是完成了《史記》這本偉大著作。
　　這本著作有多偉大？魯迅的評價最高，也最到位：“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”。
　　所謂“絕唱”，那就是獨此一唱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此前有孔子整理的編年史《春秋》，以及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戰國策》等等，後有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誌》之類的，但這些史書都無法與《史記》相比。
　　關於《史記》的偉大之處，學者們的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棟。在這裡，我只能表達一些個人化的理解：
　　創設了史書的完備系統。此前的史書，都是一些斷面性的，語錄性的，單一材料占有，或者單一視角觀察記述，缺乏對歷史的整體性、系統性記錄。《史記》設置了五種體例：本紀、世家、十表、八書、列傳。此體例一齣，影響了中國史書兩千年。
　　客觀理性的求實精神。漢代交通簡陋、出行困難，司馬遷居然幾乎走遍全國，進行實地調查探訪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他寫到：“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嶷，浮於沅、湘；北涉汶、泗，講業齊、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、嶧；厄困鄱、薛、彭城，過梁、楚以歸。”遠游歸來後，司馬遷又作為侍衛和隨從，跟隨漢武帝四處巡游，參加祭祀大典；作為漢武帝特使，出使西南夷，到巴蜀以南各郡視察，最遠到達昆明、大理一帶。
　　這些旅行，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走馬觀花游山玩水。司馬遷足跡所到之處，全都是《史記》中寫到的重要人物的活動區域、重大事件的發生之地。只要你看看《史記》中對地理環境、人物細節的描寫，就知道司馬遷當時的工作狀況，絕不亞於現在的調查記者。
　　卓然不凡的洞察力。寫3000年曆史，寫什麼、怎麼寫都需要極高的歷史洞察力。司馬遷把一個造反的戍卒，寫入專門為諸侯作傳的“世家”；把與本朝開國皇帝爭天下的敵人，列入為帝王作傳的“本紀”；寫《河渠書》，第一次對全國的水利工程作了系統、全面的敘述；寫《平準書》，敘述西漢財政經濟的發展及政策變動得失；寫《貨殖列傳》，記載編戶之民發財致富的事跡，如此等等，選材、內容、角度、主題都是開創性的，並力圖從此出發探求歷史發展的動因，其思想、眼光，古今獨步，中外罕有。
　　非同尋常的勇氣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司馬遷居然寫了《酷吏列傳》，一口把十幾個以凶狠殘暴著稱的官吏置於聚光燈下。並且其中十人都是武帝本朝的，換句話說，基本都是司馬遷的同事。有學者指出，寫酷吏，全是當朝人物；寫循吏（即賢良官吏，見《循吏列傳》），全無時人。這是司馬遷直接諷刺漢武帝寵用酷吏，任其肆虐為害。
　　劉知幾在《史通》中說：“史之不直，代有其書。”主要原因是史家考慮個人利害，為本朝統治者歌功掩惡。比起這些史家，司馬遷實在太有勇氣了。
　　無與倫比的文字。《史記》有著巨大的文字感染力，敘事驚心動魄，描述繪聲繪色，評論議論風生，讓閱讀有一種淋漓盡致的快感，一種如醉如痴的迷幻。方塊字能夠碰撞出如此美妙的音響，寫實能夠創造出如此雄闊的意境，紀事能夠流溢出如此富有魔力的才華，令人擊節，所以魯迅稱之為“無韻之離騷”。
　　當時流行的時尚文字是華而不實的韻文大賦，一個很簡單也未必有創見的意思，從各種角度，用盡不同的詞彙，甚至很多很生僻字詞，重覆表達，一味鋪陳，蒼白空洞，讀來令人乏味；還有滔滔雄辯、縱橫捭闔的政論文，除賈誼《過秦論》少數幾篇外，絕大部分都有強詞奪理之嫌。
　　司馬遷創作《史記》時，給自己定下了一個非常宏大的目標：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，這幾乎是一個史家，一個學者認識、研究問題，並給出完美、自洽闡釋表達，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。
　　從古至今，夠這個標準的幾乎沒有幾人。但，司馬遷做到了。
　　也許職業是記者的緣故，讀《史記》，我總恍恍惚惚覺得，司馬遷所寫的每一篇文章，不都是有關當時人物世事的一篇篇精彩報道嗎？
　　司馬遷走遍全國，不就像一個記者去實地採訪，核實每一個事件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，以及如何、為何“5W”嗎？
　　許鎮《說文解字》這樣解釋“史”：“史，記事者也。”而我們今天“記者”這個職業稱謂的意思，不也就是“記事者”嗎？
　　蔡元培先生在北大首倡新聞學研究時，這樣理解新聞：“餘惟新聞者，史之流裔耳”，說“新聞之內容，無異於史也。”
　　而我國現代早期報人史量才，直接把辦報視作現代“史記”，是“史家之別裁，編年之一體”，肩負著“通史之任務”，要求報社全體同仁“以史自役”。章太炎先生說史量才的辦報方針，實則是“史家辦報”。
　　可見，在我們這個擁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度里，在大多數人心目中，記者這個現代職業與過去的史官沒有多少區別：史官就是撰寫過去的新聞，記者就是採寫現代的歷史。
　　所以，司馬遷就是我們記者的偉大同道，甚至是，積今為止最偉大的記者。
　　我千里迢迢來到韓城，就是為了看看這位偉大前輩曾經生活的土地，拜謁他的偉大靈魂，並表達心中的敬意。
　　
　　司馬遷墓，墳塋之上古柏參天（記者吳朝暉 攝）
　　三
　　我一直固執地認為，一個地方的山川風物，與生長在那裡的人，有一種神秘的關聯。要不然，北方人與南方人，浙江人和陝西人怎麼會有那麼大的不同？
　　所以，多年來的記者生活，養成了我的一個習慣，每到一地採訪，如果時間允許，必先到當地博物館看看，然後到書店尋找有關當地歷史文化、名人掌故、山川風物之類的書籍。當然，如果有一個當地文化人朋友，帶著你到處走走，一起聊聊，尤其能到當地的夜市上，吃吃當地地道的小吃，那就更好了。
　　我的經驗是，一個地方如果能出一個有影響的文化人，一般來說，他就會成為這個地方的文化代表，外地人會從他的身上，來認識、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。
　　但往往是，每個地方還有幾個當地的文化名人，他們生於斯、長於斯，熱愛家鄉的土地和美食，熟悉家鄉的風俗人情，熱衷於採集整理當地的歷史、文化掌故，並加上自己的理解，予以闡釋、傳播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他們就是當地這塊土地的文化凝聚、傳承、代表者，以這塊土地的名義，發言。
　　這次一到韓城，我就有幸認識了這麼一個朋友。
　　這個朋友很有意思，山東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，小有名氣的詩人，省作協會員。大學畢業後到西安一所高校任教，可他不大喜歡那裡的生活，遂調回家鄉韓城，在一個與文學、歷史毫不相干的單位任職。業餘時間醉心司馬遷研究，是韓城市司馬遷學會副會長，最近一部大部頭的專著即將出版。
　　這位朋友叫張韓榮，好像筆名是“韓嶸”，因為他送了本他以前出的詩集，上面署名為筆名。不過，兩個名字都與韓城相關。
　　說起司馬遷，說起韓城這個地方，他有諸多新奇的觀點。
　　我想，他這個人本身就很有意思，整個就是一個司馬遷的文化後裔。司馬遷的文化基因，在他的人生選擇中，產生了決定性作用。可見司馬先生流風所披，影響千年。
　　“大紅袍”花椒果實纍纍（記者吳朝暉 攝）
　　韓城林業局造林科的王曉鵬科長，帶我去那深溝大壑、刀劈斧削的塬上，看一種特殊的植物——大紅袍。
　　這大紅袍不是茶，是花椒。茶產在福建武夷，是茶中極品；花椒產在韓城黃土塬上，也是椒中珍異。
　　“大紅袍”是花椒的一個品種，因其成熟後果實鮮紅如火，有人戲稱“萬山紅”。站在塬上高處，展眼望去，塬上塬下，都被一株株花椒樹密密覆蓋，鬱郁蒼蒼。近處的花椒樹上，果實繁盛，密密麻麻，雖然尚是青色，但基本已經長成，渾圓飽滿，惹人喜愛。
　　大約這裡的土壤、氣候，非常適宜花椒生長，韓城種植花椒已有幾百年的歷史，但產量一直較小，國家退耕還林政策的實施，推動了韓城花椒的大規模種植。目前韓城的種植面積有50萬畝，年產2000萬公斤，約為全國總產量的六分之一。
　　參與花椒種植的，幾乎涉及家家戶戶農民；加上參與花椒採摘、加工、銷售的人，恐怕超過韓城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。花椒成為韓城的主要物產，成了當地的主要支撐產業和農民的收入來源，成為覆蓋這片土地的主要綠色植物，或者說成為韓城的代表性植物。花椒的身影由此籠罩了人們的視野，花椒麻辣辛香的味道改變了人們的味覺，關於花椒的話題充斥了人們的生活。
　　花椒，及其品性、滋味，與司馬遷的風骨有一些暗合，構成了韓城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　　有好事者編了一副對聯，對韓城進行了這樣的概括：“百裡礦山萬樹椒，一部史記千年城”。
　　這個概括還不夠全面，它漏了黃河和龍門。
　　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說，“遷生龍門，耕牧河山之陽”。
　　“龍門”為韓城古稱，相傳夏禹“導河積石，至於龍門”，因而史以“龍門”為韓城的代稱。這裡的“河”就是東邊的黃河，“山”則為西邊的梁山。
　　黃河這條大河，確實是一條非凡的河流。它從青藏高原發源地向東流出，至甘肅蘭州突然急轉向北，到內蒙草原很北的腹地，才轉向東流，不久又轉頭南行，沿著陝西和山西的分界一直到流渭河流域，吸納了渭河、涇河幾條支流，攜帶了黃土高原的大量黃土，再向東經河南、山東東入大海，在北方的大地上，寫下了一個大大的“幾”字。
　　它的這種流法，從東到西，從南到北，流過了不同的地貌、不同的土壤、不同的溫度，不同的高差，孕育了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文化，並讓他們貫穿起來、流動起來、交融起來——
　　黃河，它涵蓋整個北中國，是北方一切的源頭。
　　司馬遷在黃河岸邊，在韓城的黃土高崖上，“耕牧”到十幾歲以後，才到京城西安隨父學習。後來，他曾護送父親的靈柩歸葬韓城高門家族墓地，又曾6次隨漢武帝從這裡的夏陽古渡，渡過黃河，到對岸祭祀后土祠。司馬遷與故鄉這個地方聯繫緊密。
　　從古到今，黃河龍門都非常著名。
　　龍門是黃河的咽喉，位於韓城市北30公里的黃河峽谷出口處。此處兩面大山，黃河夾中，河寬不足40米，河水奔騰破“門”而出，黃濤滾滾，一瀉千里。傳說這裡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，故又稱禹門。
　　人們所說的“鯉魚跳龍門”就是指這裡。據《三才圖會》載：古時每年三月冰化雪消之時，有黃鯉自百川清海游集龍門之下，競相跳躍，一年之中，能躍上龍門者只有72尾。一登龍門，雲雨隨之，天火燒其尾。登不上者，點額曝腮。
　　“鯉魚躍龍門”的傳說，寄托著人們的美好夢想。從這裡走出的司馬遷，成為位居中書令的皇帝近臣，應該是躍入“龍門”了吧，但司馬遷自己的境遇，與民間的願望，何止隔著十萬八千里的距離！
　　大詩人李白似乎有著超強的直覺力，他來到這裡，寫了一首極為奇詭的詩，現在讀來依然令人感嘆唏噓！
　　這首詩叫《公無渡河》，詩不長，姑且引之。其詩曰：
　　“黃河西來決昆侖，咆哮萬里觸龍門。
　　波滔天，堯咨嗟。
　　大禹理百川，兒啼不窺家。
　　殺湍湮洪水，九州始蠶麻。
　　其害乃去，茫然風沙。
　　被髮之叟狂而痴，清晨臨流欲奚為。
　　旁人不惜妻止之，公無渡河苦渡之。
　　虎可搏，河難憑，公果溺死流海湄。
　　有長鯨白齒若雪山，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。
　　箜篌所悲竟不還。”
　　《公無渡河》前面寫的是大禹治水，大家都熟悉。後面卻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。
　　後面故事的來源，為《古詩源》中的漢代古歌《箜篌引》。詩前面有一段註解，說有一“白首狂夫”，晨起“披髮提壺，亂流而渡”，“其妻隨而止之，不及，遂墮河而死。其妻援箜篌而鼓之，作公無渡河之曲，聲甚凄愴。”歌曰：“公無渡河，公竟渡河！墮河而死，將奈公何”？。曲終，亦投河而死。
　　李白將《箜篌引》的詩和故事移植過來，寫得更加驚心動魄：
　　那披髮之叟竟想“憑河”——涉水渡河而過，難道就不怕被大河吞沒？詩人以極大的困惑陡然驚呼：“被髮之叟狂而痴，清晨臨流欲奚為？”
　　震蕩轟響的浪濤聲過去，蓬髮婦人的喃喃自語道出必然結局：“虎可搏，河難憑。公果溺死流海湄。”
　　此後，詩人以誇張的筆墨，描述狂叟溺死浪波、為長鯨所嚙的恐怖景象，以及狂夫之妻那“公乎！公乎”令人不忍卒聽的凄慘號哭。
　　最後，天空之下，黃河岸邊，只有箜篌的悲切和鳴，白首狂夫再也不會歸來。
　　經過李白的再創造，這首詩帶有了更強烈的悲劇色彩。
　　這首詩的怪誕在於，前半首寫大禹治理黃河的敬業與成功，是一個表彰功績的故事；後半首突然冒出一個披髮痴愚的狂叟，不聽勸阻涉水過河，最後身死荒灘，為巨鯨所食的故事。
　　這兩個似乎毫不相關的故事，為什麼放到一首詩中？
　　那個狂叟，為什麼非要過河？他要到對岸尋找什麼？
　　為什麼非要涉水過河？難道就不能找到一條船嗎？
　　即便一時找不到船，你就不能等等嗎？為什麼非要那麼著急地渡過河去？是什麼事情這麼急不可待？
　　黃河的狂暴肆虐有象徵意味嗎？
　　“白齒若雪山”的“長鯨”，是否另有所指？
　　那個“臨流”“憑河”的“披髮之叟”是否也有所喻？
　　詩仙寫詩時的具體心跡，已渺然難考。但李白來到的是司馬遷的故鄉，寫的是關於龍門的詩，他不可能忽略掉司馬遷這樣一個巨大的存在。
　　“公無渡河，公竟渡河！墮河而死，將奈公何？”
　　不管李白是不是確切地用這首詩，來悲嘆司馬遷的命運，但他這首詩中一定有司馬遷的影子。
　　我堅信。
　　（記者 吳朝暉）　　（原標題：[記者手記]韓城：拜謁一個偉大記者）